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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的慈善家

2016年09月01日 01:36 作者:佚名 来源:学习时报 [纠错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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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古以来,我国涌现了许多民间慈善家。他们以个人名义进行慈善义举,或是大商人,或是地方官员,以自家的资财资助贫困和孤病之人。

  春秋战国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范蠡,他是春秋后期越国大政治家,他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,后来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,而且变名易姓为陶朱公,在商业经营方面颇有一套成功经验。但人富志更高,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,接济穷人。《史记》称他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,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”。是说十九年间三次获得千金之富,但三次把这些钱财接济他周围的穷朋友与困难兄弟。史上称赞他是一位“富好行其德”的大善人、大慈善家。

  汉代的慈善家、大善人也不少。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,就可以称得上为当时的大慈善家,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他曾经借贷给贫困人家数百万,到时候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都一一削劈焚毁,使诸借贷人十分感动。他家里有不少“池鱼牧畜”,凡有求鱼及牲畜者,有求必应。东、西汉有许多身为地方官吏而同时又是当地慈善家的,如西汉宣帝时的黄霸、在任扬州刺史时,常常鼓励乡亭小吏畜养鸡猪,到时候施舍给那些鳏寡贫穷户。他在任泉州太守时,也不时“养视鳏寡,赡助贫穷”,大行慈善事业,后来当时社会秩序良好,达到“田者让畔,道不拾遗”的状态。西汉名臣召信臣,则在郡大兴水利,“躬劝耕农”,大行善事,以致郡内殷富,他被百姓尊为“召父”。东汉的大臣和地方官中,也有不少慈善家,如光武帝时的名臣宣秉,他官至三公九卿,被皇帝尊为“三独坐”,权势很大,但他一生节约,从不乱花,“服布衣”,“蔬食玉器”,但把他历年所得薪俸,尽数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,以致逝世时,“自无担石之储”。光武另一名臣王丹,虽“家累千金”,但把他财富全部赒济贫困百姓,博得“好施周急”美名。最有意思的,是每当农忙时节了,他带着酒菜到田间,专门奖励那些勤于耕作的人,以示奖励。

  南北朝时,民间也常有慈善家,在地方大行善事,北魏时有“良吏”路邕,任魏太守时,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,去赈济贫苦百姓,另一良吏闫庆胤,任东泰州敷城太守,正遇荒年,庆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“赈恤贫穷”,使多家困难家庭得救。

  最值得表彰的是隋朝“循吏”公孙景茂,隋文帝时,有伐陈之役,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,景茂自求用自己的薪俸为这些病兵求医煮粥熬药,从他手中因之存活者达到一千多人。后来他任道州刺史时,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,“散惠孤弱不自存者”。另一位隋朝著名循吏辛公义,其慈善行为更为感人。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,当地多灾多病,而百姓又特怕染病,“一人有疾,即合家避之”,以致“父子夫妻,不相看养”。辛公义决定用自己模范行为感召百姓,当暑月疫情严重时,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,病人达到数百,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,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,终日连夕与病人相对询问。这一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,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。结果病人全部痊愈,也从此改变了地方的陋习。

 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,史上也记载不少,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。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,事迹已记载在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,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。北宋徽宗政和六年(1116年),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,自己募捐筹集资金,在潮阳修建和平桥,含辛茹苦历经十二年,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。当地居民感恩戴德,在桥旁建立了“报德堂”以祭祀他。从此,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,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。清朝至民国,由大峰法师影响而兴起的汕头市存心善堂,成为南方声望最著的慈善机构。1929年当地人所写的《祖师纪录碑》,详细地记载了这约距今位一千年的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:“宋大峰祖师,闽人,为宣和时高僧……劝喻潮人造桥、修路、施棺、殡殓、救人、赠药、赈灾、恤困等善举,毕生不倦,开化潮人不少……各县遂风起云涌,奉祖师神像,力行善举”。大峰慈善思想还流传海外,在泰国曼谷也建立了大峰祖师庙,成立有关民间慈善机构,在此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兴办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。可以说,大峰是一位国际性的慈善家。

  明末清初,我国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。那时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,一方面互相联络感情,反对宦官黑暗统治,集会抨击腐败政治,另一方面对社会实施有效救济,遇寒者给衣,饥者给食,病者施药,死者施棺,有的还筹集经费,给贫困儿童办学。以著名的东林学派主将高攀龙、钱一本、陈幼学、叶茂才等组织的同善会,便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。最初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河南人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始办,后来中心迁至江苏武进,地区扩大到无锡、嘉善等江南许多县区。同善会慈善事业主要内容是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,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、节妇和贫老病者,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。同善会的慈善活动,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,日本学者夫马进专门著有一本小册子《同善会小史》。在同善会的基础上,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更大规模发展,据有关史料统计,仅苏州一地,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一百二十多个,上海地区也有八十多个慈善组织。这些慈善组织有的建起育婴堂,专收弃婴抚养,有的办所谓仁济堂、同仁堂,给穷人免费供给医药。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介入,有些慈善组织资金雄厚,史载乾隆年间无和县的一处育婴堂拥有土地一万三千多亩,一次即得到官助银一万二千多两。明清由士大夫筹办的慈善组织,还定期向广大群众讲学,宣传他们的慈善主张。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专有一部《中国善书的研究》,就专门研究明后期东林派慈善家高攀龙等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学术的。

  清朝还有两位慈善家也是应当提出的,一位是陶澍,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。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,他曾任官至两江总督的高位,在慈善事业以主持丰备义仓而知名。道光三年至五年(1823—1825年)时,陶澍任安徽巡抚,恰逢大火灾,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,定名为“丰备义仓”,意思是“以丰岁之有余,备荒年之不足”。到道光十五年(1835),陶澍已任两任都督,终于和部下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把丰备义仓建成,地址选在江宁、苏州地区。这年年初,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十间大小仓库,从无锡买粮存放。因为地在今江苏长洲、元和和吴三县,历史上把这座民办公助的救灾仓库命名为“长元吴丰备义仓”,从1835年至1860年二十多年间,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。鸦片战争后,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。他在边区伊犁又一次自己捐款兴修了龙口渠,为新疆人民谋了福利,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为国为民的慈善事业。清朝晚年,长元吴丰备义仓完全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,慈善事业规模越来越大,不仅灾荒赈济粮食,还筹建“协济粥厂”,后来又兼管失业机户的救济。清末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,还创办一所专收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“儒孤学堂”。最后又扩建一所解决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“贫民习艺所”,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。这样长元吴丰备义仓就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了。

  时至19世纪90年代,西方新思潮不断传至我国,一些西方慈善思想也流传到我国学术界,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受到冲击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一篇题为《善举》的文章中,列举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,主张中国也应通过官绅合力,遍设西方式的善堂。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逐渐转变为近代公益事业。

  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,即我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,这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。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外,即近代慈善公益活动,不仅仅限于对鳏宴孤独、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,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,使慈善事业不光是消极被动而且是积极主动的。今天我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政策正在向这方面转变,就像最近在《北京青年报》一篇文章中所述的,要“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和当今中国社会需要,也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相一致”。这也是目前我国在新的条件下慈善事业的一种新气象吧!

【责任编辑:张 东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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